這時候的事

也許聖誕節嚴格來說意義並不大，因為真實中耶穌並非在這一天誕生。所以這一天還需要慶祝嗎？相信因信稱義的，也許就會有那麼一刻的發覺這一天小小的改變。這一天，也許你多思念天上的事，也許經過那小巷的時候會掏出錢包里僅有的十塊“放進”那個伸出的鐵碗，也許遇見每一個人的時候你學會笑著對他們說聖誕快樂，也許你會特別出外，只爲了一個好久不見的朋友，也許你會發現今天的大家都帶著笑容。只是一天的時間可以讓自己那麼的美好，可以讓自己多接近那所謂的溫柔，這也許不是真的在這一天的問題了。如此和神相遇的時間，也許真的需要，給予善忘的人們。

因著相信，我們都得救了。

讀魯迅《華蓋集·導師》之感

對於“玩著的青年”，應該對他們所選擇的表示尊重。因為他么是構成這社會安定的最主要元素，他們誠實的過著自己想要的生活，更多的關注自我，并如何為個人或家庭創造快樂，所以他們並沒有錯。至於“醒著前進著”的青年，也許唯一的價值，便是這等人在現今社會太少太少，所以才會嘗試去喚醒一些熟睡的人，給予他們痛苦。

論郭氏評宋玉

眾多評宋玉者中，惟郭沫若最為諷刺。其《屈原》中對宋玉的評語「沒有骨氣的無恥文人、幫閒文人、是屈原的叛徒」大可玩味。但觀宋玉《風賦》之諷喻，郭氏此評論卻未免太過已。縱然《風賦》之諷喻屬於譎諫之方法，但其源頭可追溯至《詩經》之《雅》。「此大王之風，庶民安得而共之」便是《雅》的反語藝術。也許郭氏所指的便是宋玉以其文才，一方面以贊美取悅楚襄王，一方面也借庶人之風「直憞混鬰邑，驅溫致濕，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唇為胗，得目為篾，啗齰嗽獲，死生不卒」來反映其內心之焦慮。這種做法不免勸多諷少，有時不能達到勸諫的作用，反而點綴了所謂的太平盛世，這可就真的成了所謂的幫閑文人了。然正堂上之氣候不正時刻，郭氏又如何為文呢？甚至連諷喻之情也無。那麼其似乎連宋玉也不如了。如此看來沒有骨氣的無恥文人、幫閑文人、叛徒之名更適合誰了？

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

前一些旁聽時，業師言瞭解太嚴先生之作為者，實魯迅而已矣。因魯迅認為太炎先生之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學術史上還要大。而業師之證實乃太炎先生曾說過其技長之處實為政治一言。此論自己未經考證但卻相信不已。無他，只因我是相信魯迅在革命史上的業績，實比其在文學上還要大的。而且魯迅是狂人，太炎先生亦是瘋子。說狂人理解瘋子，而欲證明者就定然是個神經病也。故神經病記魯狂人曾言曰：

古之師道，實在也太尊，我對此頗有反感。我以為師如荒謬，不妨叛之，但師若非罪而遭冤，卻不可乘機下石，以圖快敵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學，後來因我主張白話，不敢再去見他了，後來他主張投壺，心竊非之，但當國民黨要沒收他的幾間破屋，我實不能向當局作媚笑，以後如相見，仍當執禮甚恭（而太炎先生對於弟子，向來也絕無傲態，和藹若朋友然），自以為師弟之道，如此已可矣。但這也不過是白圭之玷，並非晚節不終。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洉袁世凱包藏窩心者，并世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世的楷模。近有文儈，勾結小報，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鳴得意，真可謂「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

狂言瘋語，大可不必理會。只是有時狂人卻能明常人所不能明。至少狂人不會落井下石，以圖自救，爾後自鳴得意爾耳，此當爲狂人可理解瘋子之一證。夜里明燈熱茶，回憶太炎先生二三事，記魯迅先生之四五事，此又可為神經病之一證也。神經病證狂人能理解瘋子，由此可證也。

我所理解的神學

神學，是爲了疑惑而產生的。其實信仰很簡單，因為他已經指明了道路，而他也說過，在天國就是像小孩一般的人。但天國裡的小孩，就如真實中，也有頑皮的、叛逆的、開朗的、單純的、孤僻的這樣種種的孩子。而且小孩更加會問爲什麽，因為小孩子的好奇是一種天性。所以人有太多的懷疑，而從旁推敲琢磨，我并不認為那是壞事。因為認識神，是智慧的開端。神學就是爲了解釋“上帝”這“名”與其“實”以及其作為而展開。或問，瞭解神學有什麽好處？答曰：聖經乃屬靈之劍。神學知識的不夠，就如同拿著銹爛的劍與敵人爭戰，在試煉之中往往難以站立得住。但這卻不是說一個人神學知識的充足，就可以抵擋一切。因為讓人站立得住的是神，不是人。知曉神學卻沒有信仰中最基本的愛心、信心與盼望，一切都是宛然的。因為基督教信仰是活的，必須在生命中流露出來。

李審言之文選學著述五種

清咸豐末年以後，雖有沈家本、李審言、程先甲等人尚有些零碎的文章，象徵文選學仍然存在，卻還是掩蓋不住選學的逐漸沒落。其中以李審言的研究涉及內容較為全面，成就較高。

文選學著述五種為李審言成就之代表。依次為《選學拾瀋》、《韓詩證選》、《杜詩證選》、《文選萃精說義》、《李善文選注例》。

《選學拾瀋》的研究大約可分為兩類。一為辯證李善徴典之是否。二為追溯李善訓詁文字詞義之依據。此外也有批評文人人品，文品的條目。《韓詩證選》與《杜詩證選》乃聯繫唐詩與六代詩文賦作，以證唐人熟精《文選》。《文選萃精說義》乃李審言東南大學講授《文選》時講義之殘稿。講義網羅眾長，取眾家之精義（如胡克家《文選考異》、王念孫《讀書雜誌》、錢大昕《養新錄》），涉及版本校勘、文字通假、李注義例、詞語訓詁、名物考訂。《李善文選注例》歸納李注義例，言明注例之重要性。李審言之研究乃延續錢泰吉《曝書雜記》，續其未備，共收羅李注例為二十三條，又去其重複以及非注例者，共十六條。

王先謙曾贊李審言有如此美才，若因飢驅綴學，豈不可惜哉！此評故說其年少之時，但李審言後來也因生計忙碌而無法長期投入于研究，故其選學之成就僅得此五篇。讀其子李稚甫之《李詳略傳》，可見李審言為晚清駢文派主要作家，曾在《國粹學報》發表《論桐城派》一文，辛亥革命前一直為幕賓，塾師的身份；革命后為教員。其影響力，即所謂的『舊文學』的創作一直延續到五四之后。這情況可以從其任職之東南大學被魯迅等人評為『學衡派』的重鎮，可見當時的文壇並非全是『新文學』的天下。

注：拾瀋：《說文》注：『瀋，汁也』，拾瀋一詞出現于《左傳·哀公三年》：『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拾瀋之意即拾取水滴，此處乃謙言所獲甚少之謂。

李審言與《文選》

李審言，名詳，又名慎言，中年又號愧生，晚號堒叟，揚州興化人，乃明朝狀元、宰輔李春芳八世孫，生於清咸豐九年（1859）。審言自幼聰穎喜讀書，然家貧，奈借書抄閱，尤好《左傳》與《昭明文選》。年十七，姨母許家招館其宅，許家富書，至此方始睹汲古閣《十三經注疏》及《十七史》，課業之暇，窮日夜披覽，喜頌《文選》。李稚甫《李詳傳略》言其父審言青年時日夜攻讀，特喜《文選》諸篇；盛夏時荷花盛開，“先父繞甕狂走，以背誦蕭選為樂，階石為之陷落”。光緒十一年（1885），中縣學，繼而受知于當時著名學者王先謙，錄為癝貢生員，生計稍有改善，益肆力于學。

光緒十三年（1887）成《選學拾瀋》（初稿）一卷，以補正李注。王先謙見稿，大加褒獎：

閱生所撰各條，并皆佳妙，無可訾議，只恨少耳。漢魏六朝為文，皆遞相祖述，余《瑣言》中所稱舉數事是也。唐人猶有之，宋以後競出新意，此意蕩焉無存，亦文場一大變局也。生所注兼能蒐討古人文字從出之原，與鄙意符合，不專從徴典用意，目光尤為遠大。如能一意探求，俾成巨秩，允為不朽盛業。名世壽世，豈待他求哉。嘗謂艱難困苦中方能成就人才，必境遇好而後為學，則杜老一生不能作詩矣。功名富貴，自有天命，為當先謀自立之道。生有如此美才，若因飢驅綴學，（詳上書有頻歲饑驅，幾於綴業，故先生有此云。）豈不可惜哉。尚其努力為之，以副厚望。

光緒戊子正月十一日識於泰州書院

參考自《李審言文集》與《明清文選學述評》

理想和現實

李山的《先秦文化史講義》讀起來感覺有些奇怪，原因是其在講這段時期的文化史時有意無意間都帶著一種後世的批判眼光。然而他對於韓非的評價卻是十分有趣的。一直以來我所接受的韓非幾乎可以與“現實”等同起來，然而李山卻稱其為“理想主義者”。這種評價，再加上自己讀完《韓非子》后的感覺，不禁加深了我對葛兆光在其《中國思想史》中對先秦諸子的看法。先秦諸子所努力的，其實就是“社會秩序”的重建。

最現實的人，他還是有信仰的。他所信仰的，就是“實力”。這“實力”，可以是錢，權利，聲望等。但一個人相信這一切可以改變世界的時候，它便會成為一種理想，畢竟“實力”也不一定是萬能的。這其實和儒家崇信三代的聖王之治無異。在看待先秦諸子時，也許跟應該注意他們的“濟世”之心，他們其實都只是為如何“秩序重整”提出他們的看法而已。所以韓非也有《說難》和《孤憤》這樣的文章。這是上先秦諸子專題的一些想法。

目標

許多外面的東西我認為都不必去求的。我早已決定自己的真生命便是求知識學問，我也沒有別的才能。至於將來得到甚麼榮譽，這是自己做不了主的。我對自己做不了主的事情，一概置之不問，等於不存在一樣。我只要夠吃飯就行了，用不著蠅營狗苟去追求這個追求那個。——余英時

案：在先生的部落格讀及此文時，忽然感覺虛空。

沉默時刻

當一個外國人在調侃馬來西亞族群的問題時，大家都笑了。而我，選擇了沉默。

論“學長”

長了，便再也沒有犯錯的機會，這確實是一個道理。倒不是長了便不會再錯。只是當那錯誤發生之時，則必須有為那錯誤承擔後果的決心。周一良被逐出師門一事，一直不明白爲何陳寅恪會那麼氣憤，但現在總是可以有些明白了。這就是長了的環境，已沒有再犯錯的餘地，尤其在“大節”上。所以進來研討課的思考也是如此，是否應當直接并嚴厲的指出報告的不足？我還沒有這樣的勇氣。一份報告，我們不該只停留在常識和外圍上的功夫，更應該進入學術之入門即研究的功夫。畢竟一份報告若還是一些書上可讀的，倒不如我們自己去讀原著算了。若次之，也至少做到思考的地步，使整篇文章擁有脈絡可尋，可知報告者在其中的思路，總不難吧！

長了，我想更多是學習接受批評的時候，在有錯誤的前提之下。畢竟那只是批評，總還是好的。因為有些錯誤，是彌補也救贖不了的了。

論和平

我想我是該沉默的，否則只會製造和平之現象。念起先生之言，說所謂的好人，乃好人稱之為好人者，壞人稱之為壞人者。也許我本不適合寫字，說話。因為這和平的製造者，對事情總無多大之幫助，反而讓壞人更加穩固而已。所以我想我是該沉默的，至少無聲，也是一種抵抗。

小雜感

人间世事，恨和尚往往就恨袈裟。《花边文学·一思而行》

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集外集拾遗·哀范君三章》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需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原意开窗了。《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夫近乎“持中”的态度大概有二：一者“非彼即此”，二者“可彼可此”也。前者是无主意，不盲从，不附势，或者别有独特的见解；但境遇是很危险的，所以叶明琛終至于敗亡，雖然他不過是無主意。後者則是“騎牆”，或者極巧妙的“隨風倒”了，然而在中國最得法，所以中國人的“持中”大概是這個。《集外集·我來說“持中”的真相》

一些小事。

學問和陰謀

近日來心情總不適意。若欲分析其中的感覺，則也不知是怒還是什麽。也許是近日金寶無雨，天氣悶熱已讓人煩躁，我想總有些關聯的。

學問究竟為何事？這也許還需歸回大學之問題。因為如今之大學已非欲研究高深之學問為其目的，其中已多了許多的原因。而我以為自己向來是明白人，總不以此要求來苛刻同學，畢竟每個人之夢想皆不同。況且讀書乃個人之事，我欲求知和群體也並無關係，也並非因此而不能研究學問。也許感到缺乏的，就是沒有一些朋友可以產生思想衝擊。畢竟真理還是必須經過辯論才能獲得，無論是和別人，還是與腦子裡的自己。

然而對於這事，所反省的乃自己是否變成了所謂的吃人者？是否在精神上虐殺了他？畢竟他只是一個新生，而我這個“學長”是否因此以較高之姿態，來俯視下方乎？其中也許有許多無法理清的。但相信追尋真理無罪，追求學問的路上原本就是一條嚴謹的苛刻的道路。也許好聽的話會讓人舒服，感覺未來之光明。但苛刻逆耳的話，又何嘗不是“忠言”呢？

然而這思考其實離了，因為與“怒”遠了。怒者，乃該君不清楚學問為何也罷！但其言論實是扭曲顛倒一些邏輯，處處都“認為”有所謂的“陰謀”，仿佛先生是個大陰謀家一般，還發出威脅之言。這叫人如何能不生氣？這般豐富的想像力，也真是無話可說的了。

因為這將永遠都說不清。畢竟再如何說，始終都將被認為是個陰謀。

樂云樂云

《漢書·藝文志》曰：“孔夫子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此種感慨其實也非進日方有，久矣。常人于中文系學生之印象，莫過于“尊師重道”及“溫柔敦厚”而已。然這印象對否？余無法斷之，只因有中文系之大學很多，無法一一認證。但這由來若尋其因由，則不外乎“讀聖賢書”者，因此有這種“氣象”似乎是裡所當然的事。

余並非“道德捍衛者”，因此並不認為讀中文系的人就必須“尊德性”。但“尊德性”的概念卻似乎如噩夢般纏繞著中文系，許多老師及學生都是其信仰者，并將其一再宣傳。然而更多時候，我卻以為這是一種變相的吃人，只要非“尊師重道”或“溫柔敦厚”者皆冠以“儒家之逆徒”而懲罰之，冷眼之。

然而這“新儒家”運動似乎有些失敗，因為拉曼中文系之人的“禮”也不見得從此提升多少。余所見者，寫信不用書儀；稱老師時直呼其名。只此二事，已可見許多矣。因為非中文系之人皆行之，而讀中文系的人卻不為之，這豈能不感慨乎？聖人有”禮失而求諸野“之嘆，原來千古便是如此。然而余乃忠“系”之人，原則是必須稱讚“系”之好。因此今日所寫乃金寶拉曼大學中文系之特色，有宣傳之意，諸君千萬不可誤解。況且余乃儒學之“正統”朱熹理學一脈“道問學”之學習者，豈敢違“師”命哉。

蘇軾專題第二小組研討課之安排

這是已經確定了的研討課題目安排。請同學們依時在一周前，即前一個星期三將報告交給評論同學。如果沒有交給評論同學的話，評論的同學可以任由處置那位同學:) 此外，每一周的研討課將需要主持人。而主持人將由下一周報告的同學擔任，謝謝大家的配合:)

小注：這裡只有第二小組研討課的消息而已。如果要看大堂課的信息請到班長的部落格那裡噢！

（六月十日更新）

給新生和前浪的寄語

祝新生要讀書快樂，因為讀書原本是很快樂的事。中文系要讀的書很多，也許不是什麽書您都喜歡，但無論如何您一定要學會欣賞。也許如此勉強去讀的時候，自己會覺得很苦，但您要記得無論如何都要讓自己快樂，因為那是您終身的事。說白了，中文系其實就是和書相遇的一段緣分。假如您壓根底就不喜歡讀書，那就不要開始，不然最後受傷的一定是自己。可以看看許多的前人，他們都是你們很好的例子。

文與筆

文筆之論，始于桐城。姚鼐之《古文辭類纂》序目中曰：“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其中“味”、“色”皆關乎文采，且書中又有“辭賦類”一目，因此姚鼐是知桐城之限的。故文筆之意義已為時人所意識并關注之。而后阮元引六朝文筆之說，所謂“有韻為文，無韻為筆”，主張文必有韻，提倡駢文，并將其作為中國文學之正宗也是應桐城之局限而生。其信《文選序》中“事出于沉思，義歸于翰藻“之說。后劉師培繼其說，其《廣阮氏<文言說>》以為“文章之必以彣彰為主”，并在《文章源始》中推闡阮氏之說，繼續強調“駢文一體，實為文體之正宗”。

但這番見解卻為章太炎所反對。在其《文學總略》一文中指出，阮氏主張文必有韻，然古之所謂“韻”，都是指押腳韻而言。若看《文選》中的散文，固然不押腳韻；駢體之作，除詩、賦、銘、箴等外，也同樣不重押腳韻。因此章氏指出：“夫有韻為文，無韻為筆，是則駢散諸體，一切是筆非文。藉此證成，適足自陷。”此外，章氏也在此文中表示了其對文之看法。文章開端，他就開宗明義的說道：“文學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凡文理、文字、文辭皆言文；言其采色發揚，謂之彣。以作樂有闕，施之筆札，謂之章。……今欲改文章為彣彰者，惡乎沖淡之辭，而好華葉之語，違書契記事之本矣。”

案：曾聞老師多次提起文筆之事，然因未曾了解而不解其意。新年讀黃侃之《文心雕龍札記》（上海古籍出版社），其中附周勛初之導讀文章《黃季剛先生《文心雕龍札記》的學術淵源》，方知文筆之論之始末。今摘其要，使己記之。

專制與獨裁

不許任何一人專制，是最高明的專制。不許任何一人獨裁，是最深刻的獨裁。——錢穆先生《國史新論》

按：不需多言

被擠扁了的靈魂

知識人與政治的關係，我並不適合置評。因為自己年紀尚輕，說了也無法讓人信服。只是還記得讀書時的幾句子曰，什麽“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論也。”，“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孔子如此強調“士”需“從道”而“不從衣食”或換句話說不從“君”的意義何在？也許就是孔子也明白那個時代“士”只能依附於“君”。所以“士”更需擁有獨立人格，“道”應在“君”之上，否則就會被“君”牽著走而忘了當初的志。

如今的知識人不一定需要依附于“君”才能過活，所以已沒有藉口說自己非一腳踏入政治不可。畢竟一旦踏入，則多少將影響自己的判斷，維護心態也由此而生。我想當初胡適先生提出“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原因也是如此顧慮的。

然而說不可，那知識人除了這樣還能該怎麼做呢？這點真的是我書讀不夠多，還未能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