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和平

我想我是該沉默的，否則只會製造和平之現象。念起先生之言，說所謂的好人，乃好人稱之為好人者，壞人稱之為壞人者。也許我本不適合寫字，說話。因為這和平的製造者，對事情總無多大之幫助，反而讓壞人更加穩固而已。所以我想我是該沉默的，至少無聲，也是一種抵抗。

小雜感

人间世事，恨和尚往往就恨袈裟。《花边文学·一思而行》

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集外集拾遗·哀范君三章》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需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原意开窗了。《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夫近乎“持中”的态度大概有二：一者“非彼即此”，二者“可彼可此”也。前者是无主意，不盲从，不附势，或者别有独特的见解；但境遇是很危险的，所以叶明琛終至于敗亡，雖然他不過是無主意。後者則是“騎牆”，或者極巧妙的“隨風倒”了，然而在中國最得法，所以中國人的“持中”大概是這個。《集外集·我來說“持中”的真相》

一些小事。

學問和陰謀

近日來心情總不適意。若欲分析其中的感覺，則也不知是怒還是什麽。也許是近日金寶無雨，天氣悶熱已讓人煩躁，我想總有些關聯的。

學問究竟為何事？這也許還需歸回大學之問題。因為如今之大學已非欲研究高深之學問為其目的，其中已多了許多的原因。而我以為自己向來是明白人，總不以此要求來苛刻同學，畢竟每個人之夢想皆不同。況且讀書乃個人之事，我欲求知和群體也並無關係，也並非因此而不能研究學問。也許感到缺乏的，就是沒有一些朋友可以產生思想衝擊。畢竟真理還是必須經過辯論才能獲得，無論是和別人，還是與腦子裡的自己。

然而對於這事，所反省的乃自己是否變成了所謂的吃人者？是否在精神上虐殺了他？畢竟他只是一個新生，而我這個“學長”是否因此以較高之姿態，來俯視下方乎？其中也許有許多無法理清的。但相信追尋真理無罪，追求學問的路上原本就是一條嚴謹的苛刻的道路。也許好聽的話會讓人舒服，感覺未來之光明。但苛刻逆耳的話，又何嘗不是“忠言”呢？

然而這思考其實離了，因為與“怒”遠了。怒者，乃該君不清楚學問為何也罷！但其言論實是扭曲顛倒一些邏輯，處處都“認為”有所謂的“陰謀”，仿佛先生是個大陰謀家一般，還發出威脅之言。這叫人如何能不生氣？這般豐富的想像力，也真是無話可說的了。

因為這將永遠都說不清。畢竟再如何說，始終都將被認為是個陰謀。

樂云樂云

《漢書·藝文志》曰：“孔夫子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此種感慨其實也非進日方有，久矣。常人于中文系學生之印象，莫過于“尊師重道”及“溫柔敦厚”而已。然這印象對否？余無法斷之，只因有中文系之大學很多，無法一一認證。但這由來若尋其因由，則不外乎“讀聖賢書”者，因此有這種“氣象”似乎是裡所當然的事。

余並非“道德捍衛者”，因此並不認為讀中文系的人就必須“尊德性”。但“尊德性”的概念卻似乎如噩夢般纏繞著中文系，許多老師及學生都是其信仰者，并將其一再宣傳。然而更多時候，我卻以為這是一種變相的吃人，只要非“尊師重道”或“溫柔敦厚”者皆冠以“儒家之逆徒”而懲罰之，冷眼之。

然而這“新儒家”運動似乎有些失敗，因為拉曼中文系之人的“禮”也不見得從此提升多少。余所見者，寫信不用書儀；稱老師時直呼其名。只此二事，已可見許多矣。因為非中文系之人皆行之，而讀中文系的人卻不為之，這豈能不感慨乎？聖人有”禮失而求諸野“之嘆，原來千古便是如此。然而余乃忠“系”之人，原則是必須稱讚“系”之好。因此今日所寫乃金寶拉曼大學中文系之特色，有宣傳之意，諸君千萬不可誤解。況且余乃儒學之“正統”朱熹理學一脈“道問學”之學習者，豈敢違“師”命哉。

蘇軾專題第二小組研討課之安排

這是已經確定了的研討課題目安排。請同學們依時在一周前，即前一個星期三將報告交給評論同學。如果沒有交給評論同學的話，評論的同學可以任由處置那位同學:) 此外，每一周的研討課將需要主持人。而主持人將由下一周報告的同學擔任，謝謝大家的配合:)

小注：這裡只有第二小組研討課的消息而已。如果要看大堂課的信息請到班長的部落格那裡噢！

（六月十日更新）

給新生和前浪的寄語

祝新生要讀書快樂，因為讀書原本是很快樂的事。中文系要讀的書很多，也許不是什麽書您都喜歡，但無論如何您一定要學會欣賞。也許如此勉強去讀的時候，自己會覺得很苦，但您要記得無論如何都要讓自己快樂，因為那是您終身的事。說白了，中文系其實就是和書相遇的一段緣分。假如您壓根底就不喜歡讀書，那就不要開始，不然最後受傷的一定是自己。可以看看許多的前人，他們都是你們很好的例子。

文與筆

文筆之論，始于桐城。姚鼐之《古文辭類纂》序目中曰：“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其中“味”、“色”皆關乎文采，且書中又有“辭賦類”一目，因此姚鼐是知桐城之限的。故文筆之意義已為時人所意識并關注之。而后阮元引六朝文筆之說，所謂“有韻為文，無韻為筆”，主張文必有韻，提倡駢文，并將其作為中國文學之正宗也是應桐城之局限而生。其信《文選序》中“事出于沉思，義歸于翰藻“之說。后劉師培繼其說，其《廣阮氏<文言說>》以為“文章之必以彣彰為主”，并在《文章源始》中推闡阮氏之說，繼續強調“駢文一體，實為文體之正宗”。

但這番見解卻為章太炎所反對。在其《文學總略》一文中指出，阮氏主張文必有韻，然古之所謂“韻”，都是指押腳韻而言。若看《文選》中的散文，固然不押腳韻；駢體之作，除詩、賦、銘、箴等外，也同樣不重押腳韻。因此章氏指出：“夫有韻為文，無韻為筆，是則駢散諸體，一切是筆非文。藉此證成，適足自陷。”此外，章氏也在此文中表示了其對文之看法。文章開端，他就開宗明義的說道：“文學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凡文理、文字、文辭皆言文；言其采色發揚，謂之彣。以作樂有闕，施之筆札，謂之章。……今欲改文章為彣彰者，惡乎沖淡之辭，而好華葉之語，違書契記事之本矣。”

案：曾聞老師多次提起文筆之事，然因未曾了解而不解其意。新年讀黃侃之《文心雕龍札記》（上海古籍出版社），其中附周勛初之導讀文章《黃季剛先生《文心雕龍札記》的學術淵源》，方知文筆之論之始末。今摘其要，使己記之。